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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《对起草(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)的意见》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)
2021-03-06 学习资料

对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草案的说明

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,而且是全党性质的,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,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。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,如果讲得合乎事实,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,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,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。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,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。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,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。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,其中做了些好事,但做了更多的坏事,所以人民不喜欢它。我们做了好事,但也犯了些错误。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,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。
 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:做不做?如何做?不做就是怕犯错误。看趋势是要做,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,还需要修改,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。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,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,使革命不受损失。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,那就不一定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,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,那就很好了。如何做?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?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,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。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,不是随便决定的,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。
 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:四中全会[2]是否根本错了?现在弄清楚了,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。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?故意不提的。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,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。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,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,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。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,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。他们需要我们,我们也需要他们。
 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,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。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,救人差一点,所以去年就多加些“甘草”。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。一九四○年不许提路线[3],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[4],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[5]。他养病的时候,我们整了风,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,“项庄舞剑,意在沛公”[6],这是确实的,但“沛公”很多,连“项庄”自已也包括在内。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。到了现在,这个决议就比较好,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。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[7],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,但其态度是好的,应该欢迎的。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。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,写几个名字很容易,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。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,不总结历史经验,就会像过去陈独秀[8]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。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,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[9]。李立三[10]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。党是政治团体,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,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。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,争论时要分清界限。
 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、恩、列、斯那样的革命领袖,我也是如此,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。现在提出一个任务,就是加强对马、恩、列、斯著作的学习,首先是我需要加强。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,我们都要团结他们,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。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。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,我不反对,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,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,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,首先是我。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,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。
 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,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。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,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,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,无产阶级其名,小资产阶级其实,延安就不得下地,王实味[11]、“轻骑队”[12]、“西北风”[13]占了统治地位,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。生产运动也是这样,没有生产运动,党就要向后退,就要往下垮。这些都是学习来的,草鞋没样,边打边像,这是有些道理的。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,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,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。
  防止敌人利用,这一点也要说一下。人家成立了一个“非常委员会”,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,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,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,更要挑拨,我们必须准备。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,这是不怕挑拨的。但是小广播就不同,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。其中有许多是闲话,是没有恶意的;有许多是错误的,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;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,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。总之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,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,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,不至于多生气。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,这就引起我的警觉,分析原因,发现是征粮太重了,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。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,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