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今后的道路。”10月10日，现年91岁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（已退休）、著名语言学家唐作藩来到邵阳学院，在李子园校区一栋报告厅与文学院的师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学术之路。
唐作藩是我国当代著名音韵学家、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，担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基金会主任委员、评委会委员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编委、《语言学丛》编委和《中国语言学》学术委员。讲座结束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在朋友圈激动表示：“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国宝级的学术大佬的讲座，《音韵学》的作者啊，很开心。”
今年是唐作藩教授第二次来到邵阳学院开展讲座，上一次还是2008年。讲座伊始，全场起立掌声欢迎唐作藩教授的到来。在讲座中，全场始终保持着安静，凝神静听。唐作藩教授从回忆少年生活开始，讲述了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。他介绍由于当时家长的守旧思想，导致自己上学很晚，到了14岁才上五年级，而且当时数学才考了37分。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已经上升至班级第二名。他告诫同学们读书是一件有益的事情，而且不要去害怕起点太晚。
在后来的学习中，唐作藩教授更像是误打误撞进入语言学的领域。他讲述说自己一开始并不了解语言学，还以为语言学是演话剧的。直到后来认识接触到音律学大师王力，才开始真正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当中，并且才有不凡的成就。“王力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，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。”时至今日，唐作藩教授还念念不忘师傅的恩德。
提问环节时，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踊跃。其中17级汉语言专业的胡琪文提问该如何找到学习语言的切入点，唐作藩教授回答道：“学习语言要像学习外语一样，从读音和词汇入手，特别是在古文方面。”而对15级汉语言专业王娟提出的“在运动频繁时期，您是如何坚持下来学习的”问题时，唐作藩教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因为有浓厚的兴趣，所以才能坚持下来，此外还要把握好业余时间，充分利用图书馆。
最后，唐作藩教授将自己最新出版的书籍《汉语语音史教程》赠送给邵阳学院图书馆。
会后，记者采访到16级汉语言专业的朱紫薇同学，她表示自己在讲座中收获很多，了解到读书对人的意义，意识到读书永远不怕晚。而且认识到优秀的人将会对自己产生非常大的影响，所以自己在大学阶段要多去图书馆，充分利用好课余时间，不断为人生奋斗。
（记者协会 文/刘婷 图/熊惠）
唐作藩先生：薪火相传，不知其尽
唐作藩，1927年生，湖南省洞口县人，当代著名音韵学家。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，已退休。曾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（1984—1989）、《语言学论丛》编委、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两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。现为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基金会主任委员、评委会成员、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、北大《语言学论丛》编委、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编委、《中国语言学》学术委员。主要著作有《汉语音韵学常识》、《音韵学教程》与《上古音手册》。
【恩承师长】
一方狭小的书房，靠墙摆了一张堆满书籍报刊的书桌，剩下三面墙都被书柜占满，留下的空地勉强可供旋身。摆满了其中几乎一整座书柜的，是几十卷王力先生的文集。
唐老从中取下一本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，指着封面上编者的名字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编这个字典时，最早王力先生都参加了的。他生前没有完成，交给我们六个人，由我们负责完成。语及恩师，他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问及对王力先生的印象，唐老笑道：“那当然是很有学问。另外对我们学生特别好，尤其是王师母对我们很好。王力先生当年除了上课，就是埋头做学问。要是出去开会，坐车回家后，也很快就又趴到了书桌上。家务事、带小孩都是师母在做。他的五个小孩都很优秀，都是王师母培养。”王力先生晚年住在燕南园60号。恩师去世后，唐老仍常常去看望师母，师母有时也会打电话来问候。师母去世以后，唐老编了一本《大师后面的伟大女性——纪念王力先生夫人夏蔚霞女士》，收录了学生们纪念她的各种文章。
王力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进入清华，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的研究生。“清华待了不到三年，就去巴黎留学。几年后回到清华，他就老是翻译一些法国文学，结果到了1935年还没有评教授。他就问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朱自清，朱自清说，你在那干什么，你就成天翻译那些赚钱的东西！他马上下决心写论文，从事学术研究，很快评了教授。”唐老呵呵一笑，“他跟我们说这些故事，就是要我们好好从事学术研究。”
“这些东西都忘不了的，记忆都很深的。当我的研究生来的时候，我也把王力先生的学术精神都讲给他们听，希望他们能一代胜过一代啊。王力先生也老是这么说。”
唐作藩先生1948年考入广东中山大学学习语言学，最初师从岑麒祥先生。1952年，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，他成为了王力先生的学生。
历史总是存在种种机缘巧合。
1927年，他出生于湖南武冈一个平常的农村。母亲完全是文盲，父亲也只念了两年私塾，就做了学徒，做点小买卖谋生。家境贫穷，父亲想让儿子走自己的旧路，幸得有专门跑外，有些见识的二叔说了一句话“还是读书好”，决定了他的命运。是靠亲戚朋友“打会”，轮流凑份子钱，才有了上小学的学费；然而还是不够路费，一百一十里只能用脚来走。
初中三年级的时候，日本人来了，老师带着他们逃难到湘西岁林县。日本人把家乡都占了，他们跟家里人断了联系。这个时候招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打日本，同学纷纷报名，他也报了名，然而因为是独生子未获批准。有同班同学去了缅甸，还给他寄了照片，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。一直到日本投降，他才回到故乡。
王力先生本是清华大学的老师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他正与其他西南联大的老师一道，准备由昆明返回北京。回北京前，他先带着夫人孩子回广西探望了老母，然后打算经由广州北上。当时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德教授得知，便邀请他前去做了一场报告，结果大受欢迎，孔德教授便力劝他留下。王力先生便写信给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，得到回复“你在那待几年也可以嘛”，于是留在了广州。
1948年，唐作藩先生考入中山大学。因为中学时演过话剧，看到语言学系，以为是演话剧的学科，就报考了，结果被顺利录取。第一堂课讲“语言学概论”，才知道语言学是什么。然而他从来没有后悔。
念了一年，1949年解放前夕，由于学校罢课罢教，他被迫休学，回到湖南老家。那时湖南已经解放，然而家乡那座中心小学的校长跑了，子弟们都要上学，怎么办？他们回乡的同学便办起一个小学，唐作藩先生被推为校长，并担任地理课教员。1950年春，他还作为教育界代表，出席了武冈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。人生轨迹转折的关键点上，他写信给系主任岑麒祥先生，询问可不可以复学，得到答复“你赶紧回来吧！”。于是教了一年小学后，他又回到中山大学做起了学生，继续研究语言学。
而恰是在他考入中山大学的1948年，王力先生离开中山大学，来到岭南大学。直到1952年，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，他才成为王力先生的学生。1953年毕业后，他留下做王力先生的助教、秘书。1954年，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，同是王力先生的学生，提出要集中精力培养语言学的人才，于是包括他所在的几所大学的语言学系统一迁往北大。王力先生作为汉语教研室主任，他作为秘书。算起来，他到北大有六十二年了。
与王力先生的师生缘分愈多偶然，便愈显其珍贵。
通往学术的道路愈多曲折，便有了愈多坚持的理由。
【静以修身】
书桌上方挂了一幅水墨，一位隐士模样的长髯老者捧书坐读，仪态闲逸，自得其乐。
这是唐老当年的学生，前任江西南昌教育厅厅长某某某，在他八十岁大寿时送来的礼物。唐老笑称这幅画“好玩”。
的确，画中人沉醉读书的神态、露齿而笑的洒脱，都与画外这位老者如此相像。
1986年王力先生去世后，唐作藩先生接过他的课，教授汉语史。直到1993年，他六十六岁时，才从教学岗位上退休。退休后，他被返聘到1999年。后来清华大学得知他在北大已经不再教课，又请他前去教了两个学期。2001年，他还去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教了一个学期课，教授二年级的“诗经”和三年级的“音韵学”，此后才完全退休。
在工作岗位上，他与当年王力先生一样，始终埋头从事学术研究，撰写学术著作。他主持编著的《汉语音韵学常识》《上古音手册》《音韵学教程》，参与编著的《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《古代汉语》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等，既是如今中文系学生的常用书，也是非专业人士了解古汉语、发展个人兴趣的一扇窗口。
即使退休后，他也不曾偏离学术之路半步。
没什么需要赶的任务了，却也闲不下来。从前编的几本字典，还要不断地修订，不断地更新。出版的一些教材，《汉语语音史教程》还要修订，《汉语史》应商务印书馆要求也要编第二本。几本“小册子”，像《学点音韵学》《普通话语音史话》，过去分开出版过，最近商务印书馆又要拿去再版，也都得重新审阅。和同事们编的杂志《语言学论丛》，现在还在出，还要去北大老化学楼开会。
去年唐老还去了台湾，到嘉义大学、中正大学做了报告。今年五月初他还去了成都，应西南交通大学邀请，参加一个国家项目的开题报告。
平时在家，上午看《参考》，下午读晚报。下午和晚上会在电脑上工作，时间大概各两小时，主要是收看朋友学生发来的一些“好玩”的材料，他也会选择一些转发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就只是读书。“我现在读书主要是休闲，不然空虚啊。”至于“休闲”的定义，唐老拿出一本《潮起潮落：新中国文坛沉思录》，翻开扉页，指着上面的签名说：“我最近休闲，买了这本书，看看这些人回忆的文章。像巴金啊，何其芳啊，有些是我都见过的。”
八十九年的人生，走过大半部中国近现代史，印象最深刻的历史事件又是什么呢？唐老略一思索，便兴致勃勃地讲道：“我在中山大学时，参加过一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，叫‘湖立读书会’，在那里看到了‘毛选’和其他一些进步的书。我把那些书还带回老家一部分。我在家教小学生那会儿，解放了，教小学的同学还贴了‘欢迎解放’的布告。当时来了一个李区长，看到布告很高兴，就集中镇上老百姓要讲话。可是他一口山东方言，老百姓都听不懂，还把我叫去当他的‘翻译’。就对这个印象最深刻。”讲毕，唐老开怀大笑。
走过风云变幻的九十年：五二年没毕业时就去参加了土改，五七年经历了“反右斗争”，五八年下放到门头沟边劳动边教工农兵学员，六七年去平谷县鱼子山大队“开门办学”在山区劳动，六八年下放到南昌郊区鄱阳湖畔的鲤鱼洲……一路艰辛自不必多言，而记忆最深的却是六七十年前一件“好玩”的小事。
或许旁人看来琐屑至微不足道的，恰是生活之趣味、人生之精神所在。
对学术的坚持、对生活的旷达，都源自这种“好玩”的心态。也因为“好玩”，所以研究语言学不仅不会枯燥，还自己觉得其乐无穷。
问及研究语言学，这种相对冷门学科的意义，唐老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我们自己的语言你不研究？”
他又耐心地解释道：“什么叫音韵学？实际上就是汉语语音的历史，从诗经时代研究它怎么变到今天的读音。它是个基础课，是学古代汉语的入门课，就好像理科的数学是物理化学的入门课一样。张老师开的音韵学的课，今天还有好多外系的，包括理科的同学在选。”
北大中文系的张渭毅老师，也是当年唐老的学生，他评价唐老是“哲人和圣人”“知识分子的楷模”。
听到这样的评价，唐老只是摇头说：“哪里哪里。那都是他们吹出来的。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。”
【桃李天下】
然而张渭毅老师显然不是一面之词。唐老的客厅中挂了两幅题字：“品在竹之间，格超梅以上。”落款是袁行霈。
袁行霈先生是当年北大文学专业的学生，因为喜欢语言学，也选了唐作藩先生的课。今天，他是北大人文学部主任。
唐老退休后，和北大清华的许多老师一样，住在清华园以南的蓝旗营小区。有时，他会在院子里散散步，见见老朋友。采访那天上午，他还和袁行霈先生在院子里一起散步，边走边聊。
唐老从教数十年，确实可谓桃李满天下。除了张渭毅老师、袁行霈老师的“溢美之辞”，学生们对老师的感怀不乏佐证。
八九十年代，河北师范大学请唐作藩先生去讲课，当年的学生、当时的河北省长还到宾馆看望过他。当年马来西亚有过一学期之缘的学生，也还跟他保持着联系，有一个现在新加坡工作的学生，六月份还要来北京拜访。
今年五月十五号，唐老度过了他的八十九岁生日，那天没有通知，来了十几个学生，大家简单地吃了顿饭。唐老带过的访问学者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老师，还发来了贺卡。
唐老七十岁生日时，学生们为他出了一本《语苑撷英》来庆祝，收录了大家学术的、回忆的文章。八十岁时，出版了第二本。今年已经有几个老师在筹备，打算明年唐老九十岁时，再为他出一本书。
学生们对老师念念不忘，老师同样对学生们印象深刻。
1953年，唐作藩先生毕业留校，担任助教，负责新闻专业的写作课。当时的课代表是位才华横溢的女同学，叫林昭。后来，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，她在当年的动荡与混乱中被枪毙，英年早逝。数十年后，谈及此事，唐老仍会一声叹息，默然良久。
1960年，唐作藩先生接过王力先生的课，教的第一批学生里，就有现在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老师。“当时他在他们班里是很优秀的。”
广州省委书记、政治局委员胡春华，也是唐老的学生。过去没有办公室，学生有问题要到老师家里去，胡春华当年就常常来唐老家中问问题。谈及此，唐老洋溢着老师特有的自豪。
尽管已经退休，唐老对今日的学生也仍有很多期望。
“我觉得理科的同学，学学古代汉语也是很好的，可以读读古籍，多看看书。喜欢诗词的话，还是要学点音韵学，可以欣赏用韵。学理科的有这么一点基础很有好处，也可以丰富生活。”他举出老朋友厉以宁先生的例子。厉以宁先生的诗就做的不错，还送过唐老他自己的诗集。
但他最想说的话是：“咱们北大的重要性、影响还是在学术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同学们应该好好学习，将来能发挥作用，发挥影响，能出学术成果。不是出去当官。我不排斥当官，需要当官也要当官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学术。不光是在国内，要在全世界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。这才是北大的传统啊。”讲到这里，一直神态非常安详的唐老忽然有些激动，他上身前倾，离开椅背，打着激烈的手势。
【结语】
采访结束后，唐老坚持将我们一直送到门外。房门轻掩，隐去了一处有故事的角落。
从朱自清先生的月下荷塘，到王力先生的燕南园，到唐作藩先生的蓝旗营小区，到我们的宿舍楼群，一代代交接的是学术的火炬。
一代人的薪柴或许终将燃尽，火焰却只会在代代传承中愈燃愈明。
（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官方微信2016年6月22日，记者：郭菁璞，孔曦晨）